前些日子，国际知名咨询公司波士顿发布的《银行业价值创造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与世界成熟同行相比，中国的银行通过一笔交易可以轻松赚到至少300个基点(1个基点等于万分之一)的利差。而在成熟的市场上，一笔交易能够带来20个基点就已经属于高水平了。

　　近一段时间，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按照国家宏观调控要求，科学把握信贷投放的力度、节奏，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几乎同期，央行也发出预警信息称：商业银行要高度警惕信贷运行中潜藏的风险，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强化信贷风险管理。

　　遗憾的是，在宏观调控趋于紧缩投资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放贷热潮却有增无减。而波士顿这份报告恰恰揭示了中国商业银行热衷于信贷投放的根本原因。就本质而言，商业银行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实体，趋利的本性必将促使其充分利用巨大的“借贷利差”，积极拓展贷款规模。

　　正是在信贷利差的经济激励下，对于监管部门要求“顾全大局”等种种道德教化，商业银行自然会采取漠视的态度，从而使信贷规模增长一再超过界限。需要强调的是，造成这一困境的始作俑者正是相关政策制定部门。

　　事实上，在历次加息中，商业银行都是直接的受益者，其原因在于央行的加息措施往往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或者少提存款利率，由此人为地扩大了存贷款之间的利率差。迄今为止，我国5年期以上贷款利率已经上调了2.07个百分点，但活期存款利率却纹丝不动地维持在3年前的0.72%。

　　另一方面，根据统计，活期存款已超过我国储蓄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且份额还在不断扩大。显然，在活期存款占比颇高、存贷款利差扩大的格局下，商业银行就能够通过银行内部由存转贷的机制，攫取巨额利息收入，这也成为鼓励商业银行放贷的政策原因。

　　更为严重的是，存贷款利差的不断放大，不仅造成投资过热问题无法有效遏制，而且，一旦利差超出了正常限度，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问题和银行经营的问题，甚至已经影响到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对于银行而言，越来越大的利差为其带来了巨大的盈利空间，社会财富迅速向银行部门聚集。而与此同时，储蓄“活化”是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为了能够随时支付医疗、教育、养老等费用，民众因此更加偏好流动性强的资产。此消彼长，在活期存款利率止步不前的政策下，民众通过存款分享社会财富增长的权利受到了抑制。最终造成的格局是，普通民众用微薄的劳动收入补贴了银行的巨额利润，社会资源配置因此而更加不公平。

　　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高管任命行政化的现状下，监管部门对于商业银行的管理思路，强调的是思想觉悟要顾及宏观调控的大局。然而，商业银行在经济利益与行政诉求发生背离时，必然会选择前者。“道德教化”有什么用？